从上所述可以看出，在新话中，不正统思想若超越了很低的一个层次是根本无法表达的。当然有可能说出一种非常粗糙的异端邪说，例如说“Big brother is ungood”（“老大哥不好”）。但这话在正统的耳朵听来仅仅表达一种不言自明的荒谬，无法论证，因为没有必要的论证的词汇。与“英社”敌对的思想只能具有一种含糊的无言形态，只能用十分笼统的名词来说明，而这些笼统的名词加在一起不用解释就能否定整批整批的异端邪说。说实在的，你只有把有些词非法地译成老话才能把新话用于非正统目的。例如，“All mans are equal”（“人皆平等”）在新话中可能构成，但只有用于老话中的“All men are redhaired”（“人皆红发”）同样的意义中。它并没有语法错误，但是它表达的是一种明显的不合事实的话，即人人都是同样的高矮、体重或力量。政治平等的概念已不复存在，因为这个旁义已从“equal”（“平等”）的含义中排除。在一九八四年，老话仍是正常的交流手段，理论上存在着这样的危险：在使用新话时你可能记得它们的原来含义。在实践中，任何有“doublethink”（“双重思想”）训练的人不难做到这一点，但是在一两代以后，甚至这样的失误的可能性也会消失。以新话为其唯一语言而教养成人的人不会知道“平等”曾经有过“政治平等”的旁义，或者“自由”曾是“思想自由”的意思，正如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象棋的人会知道“后”和“车”的旁义一样。有许多罪行和错误是他无力犯下的，因为这些罪行和错误是没有名词的，因此是无法想象的。可以预料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新话的突出特点将越来越明显——它的词汇越来越少，含义越来越严格，应用不当的可能越来越减少。
在老话完全被取代以后，同过去的最后联系就会切断了。历史已经重写，但过去的文字仍有零星流传，没有彻底检查，只要保持老话的知识仍能阅读。但到将来即使这种片段得以保存也很难读懂，很难翻译了。很难把任何一段老话译成新话，除非它说的是技术程序或者一些十分简单的日常行为，或者已有正统化（新话应是“goodthinkful”）的倾向。在实践中，这意味着大致在一九六〇年以前写的书是无法完整地译成新话的。革命前的文字只能作意识形态上的翻译，即不仅修改语言也要修改意义。例如《独立宣言》中著名的一段话：
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自明，人人生来平等，造物主赋予他们一定的不可让与的权利，这些权利有生活的权利、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。为了取得这些权利，人类创建了政府，政府则从被治理者的同意中得到权利。任何政府形式一旦有背这些目的，人民就有权改变它或废除它，组织新的政府……
要保持原义而把这一段话译成新话是不可能的。最多只能做到把这整段的话用一词来包括：“crimethink”。完全的译法只能是意识形态的译法，把杰弗逊的话译成一段关于绝对政府的颂词。
的确，过去的许多文学都已用这个办法加以改写。出于名声的考虑，有必要保持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记忆，同时使他们的成就与英社哲学一致。因此像莎士比亚、弥尔顿、斯威夫特、拜伦、狄更斯这样的作家的作品都在翻译中；这项工作完成后，他们的原作以及所有残存的过去的文学作品都将统统销毁。这项翻译工作既费时又费力，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二十年恐怕不会完成。还有大量的实用文献——不可缺少的技术手册之类——也需这样处理。主要是为了有时间进行这项翻译工作，新话的最后采用日期才定在二〇五〇年这么迟的一个年份。
![[英]乔治·奥威尔](/files/images/nohead.gif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