柏林的天空，总是蓝得这么深沉寥廓。
我站在白色的罗马柱下面，看着庭院里的绿树渐渐繁盛起来，波兰的那一切，都好像梦一样。
西班牙紫槐开花了，玫瑰苗圃里又一次孕育着五月的浪漫。
鲜花是比人真诚的东西，每一年每一季，如约而来，用一个全新的生命。
虽然，过去的记忆已经凋零。
1940年4月，“威塞尔演习”之后，丹麦和挪威被帝国囊括。5月，军部部分采用了曼斯坦计划，兵分三路，漂亮地绕过马奇诺防线。
比利时、荷兰和卢森堡和法国溃防。
整个欧洲都在德意志的面前瑟瑟发抖。
帝国的军人们在理想的错觉中快乐地擦亮了他们的枪支，高声唱着：世界离我们一步之遥。
柏林街头又一次举行着隆重浩大的欢送游行，德意志的小伙子们穿着齐整的军服，得意洋洋的走过柏林的街头，向两旁欢呼尖叫狂热的女孩子们大力地挥着手，告别他们的恋人。
他们的脸上写着荣耀。
他们对他们的情人说：“等我回来，我会带给你整个世界。”
透过他们的脸，我看见了多年之前满怀着梦想坐在去往慕尼黑的军车上的自己，十五岁，冲动，盲目。
在他们的年纪。
帝国把一群还看不清世界的孩子送上了攻陷世界的前线。
我攥紧了手中的电报。
两个多月来，我只能靠着从行营传来的只言片语获取着他的消息，生活对于我来说度日如年。
他人在巴黎。
五个多月前，我们在平安夜那天回到柏林。
威廉大街81号一切照旧。
安娜失踪了。
我着急地派人去找，阿德里安拦住了我。
于是我怒气冲冲地质问他是不是和他有关。
他淡然地看了我一眼：
“安娜的全名是安娜?里维亚?卢博璐，她是华沙贵族卢博璐世家唯一的女儿。”
“因为她是同性恋，拒绝了家族里安排的婚姻，和她的巴伐利亚女友逃到了德国。”
“开战以后她就不能待在这里了，我已经让她被遣送回了华沙。”
我当时怒气攻心，和他大吵起来，我不明白他怎么能这么残酷，不禁对那些无辜的人，就连对亲近的人也这么冷血，元首的意志就这么重要吗？吵得无法化解，接着就动了手。
我对他吼：“我恨你！”
他睁大眼睛看着我，艳蓝色的双瞳透亮透亮，几乎像是要滴出水来，他先是呆了呆，然后面无表情地抬手，桌上那只蓄满了白色月百合的里昂花瓶被摔了出去，摔得粉碎。
他目光里有青色的火。
两个人都失控，砸烂了房间里一切可以移动和破裂的东西，就像把从前所有的积怨一下子爆发出来一样，我和他之间陷入了空前的敌对和冷漠。
后来想想当时的情况，觉得自己有些竭斯底里，好像被遣返的人是我一样。
因为我在心底里感到害怕。
他为了他的帝国什么都可以牺牲。
有朝一日，在帝国的利益面前，我也会被他这样牺牲掉吗？
他的理想，是德意志的未来。
那就是我的理想。
我不怕牺牲。
但是，我害怕被他牺牲。
我被留在了柏林。
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，也是……心里一直担忧的。
“我们之间无话可说。”
阿德里安前往德法边境，去了阿尔萨斯，用一纸公文将我留在柏林做着无关紧要的文书。
他不愿意见我。
我代替安娜关照着这个华丽的、却好像空无一人的宫殿，看着园子里的花次第开放，一片玫红一片艳紫。
没有一封信来安慰我。
心一天天疼痛的厉害，一天天焦躁，一天天不可抑制的想念。
恼怒，诅咒，战争开始以来的所有事情都让我怨恨他，可是纵使有多恨那个人，却还是忍不住想念。
争吵时说了多重的话，心里就有多少后悔。
想他，很想他，非常非常想他。
想到整晚整晚睡不着，想到他所有的温柔，所有的好。
想告诉他我错了，我是混蛋，我不懂得珍惜。
想出现在他的面前，想向他道歉。
想他，很想他，非常非常想他。
上午十点半，想他；下午三点十分，想他。
吃饭的时候，想他；
洗澡的时候，想他；
穿衣服的时候，想他；
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想他；
第二天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从新的一天里想他。
安迪洛尔，你就是这么没出息。
六十四天。
思念惹人狂。
当所有积累的渴望和焦躁达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，我失去理智，然后冷静地爆发。
我镇定地收拾了我的所有行李，这次只有一个随身的小箱子。
我向参谋部提交了一分情报分析表的建议信，两天后，参谋部通知我去旁听一次情报处会议。
早上，我向米莉尼和年迈的老管家交代了一些事情，把箱子提到门口，然后揣着一份早已准备好的讲稿和一份申请表直奔情报处。
下午两点，我回到81号，连门都没有进就提着箱子去了营区车站。
我的心情出奇的平静，甚至都没有回头看一眼这个充满了回忆的城市。
一切都不再和以前一样。
所有事情都变了。
柔软的东西渐渐从我的心里流失。
安迪洛尔?赛廷少尉，情报处特派巴黎的分析员，1940年6月末，在塞纳河水飘起清晨的水汽，夏日的热烈降临这个乱世花都的时候，在巴黎街头走下了军车。
五月玫瑰开到了最后一缕芬芳。
“祝您工作顺利，”司机向我敬了个礼，递给我紧凑的小箱子：“为了伟大的德意志！”
我冲他点点头：“为了伟大的德意志。”
路边的党卫军战士唱着跑调八千里的军歌，爆出一连串极快的德语，年轻，热血，兴奋。
眼前的场景似曾相识，但是完全不同，完全不同。
这是巴黎。
穿过香榭丽舍大街，远处高耸入云的艾菲尔铁塔在朝阳中泛着橘色，像圣经中，通往天国的巴别塔，闪闪发光。
盖世太保巡逻队一拨一拨地通过我的身边，时不时看我一眼，我冷眼往前走着。
我的目标是巴黎总理府，德意志驻巴黎占领区最高军政办事处就在这里。
这是巴黎的临时政府。
门口的卫兵站在高高的石台上，一脸严肃地扛着枪。
我面无表情地出示证件。
卫兵双手送还我的通行证，立正向我敬礼：“少尉。”
他两眼闪闪地看着我，肃然起敬的神色，我在心里冷笑一下，我当然知道我在他眼里是什么形象——
挺括的参谋部军装，一丝不苟的穿戴，腰间别着配枪，站的两腿笔挺，军靴跺地。
柏林派来的不苟言笑的军官，面无表情，冷漠英俊。
我扫了一眼我的崇拜者：
“将军仍然在工作吗？”
“是的，少尉阁下，将军还在总理府。”
我整了整衣领，表情严肃地进入了大楼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