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想要好好地待他。”
“我…”心痛的感觉再次袭上我的心头，“可是…他已经…”
陈梦海恳切地说：“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把我当作他吧。”
伞，落在了一边。我们紧紧地相互拥抱着。被他的话点穿，我心里最后一道防线已经失守。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。这几年来，我始终不敢去想象我还会不会满怀着爱恋去拥抱一个人，生怕当那个人离开时，我又得面临一次生离死别的痛苦。在这雨夜里，在这光与黑暗的交界处，他的身体坚实而温暖。我紧紧地抱着他，好像找回了失落多年的一部分，终于填满了曾经被割去一块血肉的创伤。
我在他租住的房子里过了夜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。
第二天我很快听到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：检察院认为宜家商场杀人案件的直接证据力度不够，要求补充调查，最好能找到证明嫌疑人、带血的无纺布和杀人之间直接关系的客观证据。
在这个消息通过常规渠道用公文送达以前，我们科室里的人就已经通过熟人知道了个大概。
“指印是朱夜发现的，”金医生最快地表了态，“这个案子的法医方面的工作最好由他继续负责。”
没有人立刻支持他，因为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，对侦察员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。在压力之下他们可能会把同样的压力转嫁到法医鉴定这边，而这时候如何鉴定某些证物就成了犯难的问题。万一屈从于他们的压力做出了有利于公安的鉴定，而这个鉴定到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话，法医的生涯就抹上了阴影。如果坚持客观的立场，就不得不面对刑侦分队更大的压力。
但此时也没有人反对他。否则这个为难的任务很有可能就顺水推舟地到了他们自己头上。活到这把年纪，人都会变得很现实。
倪主任问我：“朱夜，你自己怎么想？”
我平静地说：“交给我好了。有不清楚的，我会提出来在科室内按照常规程序讨论。”
倪主任点了点头：“你明白这点就好。”
我受到的第一轮轰炸来自胡大一。他直截了当地打电话给我，说：“我有事情想和你单独谈谈。”
我猜他可能要叫我“处理”一些证据。我不想陷进这种泥潭里，所以也很干脆地说：“有什么事情尽可以谈，但单独就不必了。我们在办公室谈吧。”
他说：“你一定很想知道马永华在上海的经历吧？”隔着电话线，我似乎能看到他意味深长的微笑。
我仍然保持公事公办的态度说：“和鉴定有关的事情吗？”
“不，是和陈梦海有关的事情。”
我迟疑了一下，他接着说：“按照纪律的规定，不应该让你知道。可是我把你当朋友，所以我想还是告诉你比较好他现在也是警方的监视对象。”
他的声音和缓而友好，并无谐虐或威胁的口吻。然而怒意瞬时充满了我的胸中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当我和陈梦海结伴而行的时候，有人暗中监视着我们。而且，我们的亲密关系也必定暴露无遗。
胡大一的脸上，这时是什么表情呢？
我放下电话，直接冲到胡大一的办公室。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。他正坐在办公桌后两手捂着茶杯闭目养神，仿佛在享受着难得的悠闲。看到我进来，他指了指一张空凳子，友好地说：“坐吧，朱医生。”
他并不急着说话，而是笑眯眯地看着我。我凭直觉觉得，他已经知道了什么重要的秘密，单独挑这个时机来告诉我。回想起当年，我也是在类似的情形下，从警察那里第一次看到泰雅在日本拍的那些照片。历史是这样地相似。一幕幕地轮回重演。
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我单刀直入地发问。
胡大一睁开眼睛，直起身体倾向我说：“我想把欠你的还给你。”
这回轮到我摸不着头脑：“老胡，你欠我什么？怎么会欠我的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”
他笑眯眯地说：“上次你不是说，有情报要和我交换吗？我听到了电话背景里宜家的广播，然后找到了线索，破了吴强盛的一个小案子。你给了我情报，但我没有给你什么你想要的东西。所以说我欠你的。”
“那又怎么样？你不是说按照纪律我不该知道吗？”
“纪律是人定的，事情也是人办的。纪律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”
“现在你要告诉我什么？”
“我想让你知道马永华的经历。你的消息都是陈梦海那里来的吧？我把我这边的也给你，让你有个完整的印象。”
我定了定神：“你说吧。”我想他要告诉我的肯定是惊人的事情。在他面前不该露出慌张的样子，以免被他讥笑。
“马永华开的打包托运部是个幌子。他真实的生意是毒品。上海机场、铁路、港口都管得紧，毒品要进来只有走长途公路运输一条路。”
我微微点了点头：“这就是你监视他的原因？”
“他属于一个由西北籍人员组成的团伙。这个团伙专门负责运输，人数很少，非常隐蔽，但联系广泛。有一段时间曾经占了大部分的运输生意。但最近一阵子，他们的日子不如从前了。从广西来的走私买卖一条龙的集团逐渐渗透了进来。广西人想把上海这块地盘吃下来。他们向我们举报过马永华一次，让他损失了一批货物，陪了大笔的钱。他们不停地举报他，堵住了他出货的路，现在还有一批货压在他们团伙手里到不了下家手上。这事很棘手，马永华准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他不甘心失败，正在千方百计地寻找新的能安全地运送毒品的方法。他在地头上熟络，如果有自己的渠道，不愁以后没有委托人。广西人当然也明白这点，所以就要千方百计地阻挠他。”
“这些消息都是哪里来的？”
“内线。还有分析。消息的源头还是靠内线。”
想起泰雅悲惨的下场，我忍不住说：“有人保护内线吗？”
“原则上是有的。”
“原则上是有的？你们的人连马永华的行踪都盯不住，连他被人杀死都不知道，还能好好保护内线吗？”
他斜眼看着我，又笑起来：“这么激动干什么？做内线的人也是犯罪分子，不是说他做了内线就无罪了，只不过将功补过而已。有些人根本连将功补过也谈不上。广西人不就匿名举报过马永华好几次吗？他们并不是想让毒品在上海滩消失，他们只是想自己控制全部，生存法则就这么简单。”
我抱着双臂，冷冷地看着他。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。但是我还没有世故到可以很容易地接受这样的事实的地步。见我不说话，胡大一自己接着说：“最好的局面，是趁广西人还没有在地头上站稳脚跟以前，把马永华的团伙彻底铲除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太平一阵子。马永华虽然死了，但他的团伙还在。根据我们的情报，最近他们还在努力活动，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！我们这次只抓住了他们的一个小喽罗，但我要找到他们的根子，把他们全部挖出来！”说到这里，他右手紧握拳头，在我面前挥舞。
我说：“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“你和陈梦海交情不错。”他淡淡地说，“你是怎么搭上他的？”
我正要发怒，胡大一连忙改口说：“错了错了，应该说他是怎么搭上你的？”
我强压怒意，冷冷地说：“我的私生活和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他大笑着说：“当然当然，我不是威胁你，你不要紧张。来来，放松一下嘛！开开玩笑嘛！我不会告诉别人的，你放心。监视记录都是保密的。”从他的话里，分明听出他已经知道了全部，却装作无心的样子。我越想越生气。他看到我变了脸色，自己先软化下来：“玩笑到此为止。监视记录上描述了一个陌生人的样子，监视人没看清相貌，这是真的。你对陈梦海特别关注，我猜那人是你。就是这样。没别的。”
“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
“我要你注意陈梦海的一举一动，看看有没有可疑的地方。”
“你们不是有监视人员吗？”
“我们人手太少了。我实在抽调不出人手来连续地监视他。根据情报，他很可能成为一个突破口。所以我想到了你。你不也是我们的人吗？呵呵。”
“什么情报？”我觉得整件事情背后的阴影越来越大。我一直以为陈梦海和马永华只是一同在上海闯荡生活的朋友。
“据那个小喽罗说，陈梦海这个人貌似忠厚，但实际上精明狡诈，心狠手辣。他以前在另一个团伙，名义上是司机，实际上是打手，外号叫‘黑鱼’。”
“黑鱼？”我心里突地一跳。
“呵呵，”胡大一笑着说，“他年纪虽小，打人不但狠，而且很会打，可以把人打得伤得很重，但表面上看不到很大的伤痕。头头常让他教训不听话的‘鸡’。看他长得斯斯文文，想不到吧？”
我连忙摇了摇头：“真想不到。”我表面上若无其事，而心里早已七上八下地开了锅。
我接着问：“看到检察院发来的文件了吗？宜家那个案子要补充证据。”
“看到了。不用急。急也没用。我已经派人再去详查那块无纺布的来历了。等着吧。”
“原来你早有安排。”我心想。
胡大一缩回椅子深处，再次眯起眼睛，做享受生活状，仿佛一切都已成竹在胸。
这天陈梦海先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第二天他打了2个。我犹豫着，最后都没敢接。警方那张无形的网已经把我们罩在里面。他在无意之中变成了警察的内线，承受着巨大的风险。如果他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卒子，或者根本无法提供警方有效的情报，他反而会更安全。但我最不想被别人知道的隐私，已经暴露在胡大一面前。如果我无所收获，他会不会用这个来要挟我，毁掉我的工作和生活？前车之鉴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。我徘徊在再次失去爱人的恐惧和失去工作身败名裂的恐惧之间，始终找不到一个落脚点。我反复地想着如何能安全有效地提醒他一下。
但是陈梦海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。
第三天，我正在值夜班，门卫突然打电话给我说：“朱夜，门口有人找。”
“是谁呀？”
“你等等，我让他自己跟你讲。”
电话里响过一阵杂音，然后传来了陈梦海怯生生的声音：“是我呀。”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连忙让他把话筒转给门卫，说：“让他上来吧。我在……不，我自己来接他吧。”
我匆匆披上外套，下楼往门卫那里走。陈梦海仍然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打扮，右手插在兜里，焦急而慌张地望向我。
我对门卫说：“一个熟人，一会儿就出来。”说完拉起陈梦海就往楼里走，似乎他暴露在庭院的空气中的时间越短，就越少可能受到伤害。
我把他领进值班室，关上门，心神不定地说：“你怎么这个时候到这里来找我？”
他在兜里摸索出一个纸袋，有点不好意思地在手里捂了捂，然后递到我面前：“给你买了烤地瓜，还热着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“噗”地笑了出来。我笑了很长一阵子，陈梦海被我弄得莫名其妙。我接过他手里热乎乎的纸袋，努力把鼻子里酸酸的感觉驱走。我捣了他一拳，嘴里说：“你到上海这么多年了还不知道吗？上海人叫‘烘山芋’，不叫‘烤地瓜’。”说着说着，不由得悲从中来。我张开双臂拢住他的身体，用力地揉着他的头发：“傻瓜呀！傻瓜！你怎么能到这里来呢？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呢？”
“我想你呀。”他孩子气地说，然后就再也没了话，任凭我揉乱了他的头发。
“我要告诉你一件事。”我缓过神来，压低声音说，“警察还在盯着你。你在外面一举一动都要小心，有一点点闪失他们就会再抓你进去。”
“我也要告诉你一件事情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我瞒了你很久。”
我愣住了，双手把他推远，呆呆地看着他的眼睛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他吸了一下鼻子，歉疚的红晕堆满了两颊。他说：“我和马永华并不是普通朋友关系。以前我一直没有对你说清楚过。”
我笑了起来：“我以为你要说什么。我明白，这个…… 你不用多说。他已经走了。”
“不是。我一定得说清楚。否则，你要是听到了什么，会以为我是个坏到根子的家伙。”
我感到身体一点点在变冷：“你，究竟要说什么？”
“马永华不是个坏人。请你相信我。”
“我愿意相信你。他怎么了？”
“你相信我，那太好了。他比我早出来。上海这地方，一个外乡人要讨生活很不容易的。为了吃饭，他什么都干过。我也干过些不怎么好对别人讲的差使。”
我点头：“那是没办法的事情。你不是离开了吗？”
他接着说：“这件事情我现在还在后悔。有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。一旦踏进去了，以后无论怎么样也出不来了。”
我连连点头：“说的是啊！”
“我就是在那些日子里认识马永华的。他比我年龄大，见识也多。但无论是他还是我，都逃不出老板的手心。”
“怎么？老板要你们做什么？”我感觉自己背上直冒寒气。
“有一个纸盒子，在北翟路的仓库里。那是有个客户订好了的东西，但一直没法送到他们手上。”
我倒抽了一口冷气：“盒子里是什么东西？”
“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。但我想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否则正大光明地送去不就行了么？现在老板指派我去送这个盒子。”
“不要去！”我斩钉截铁地说，“这次你送了，下次老板就会借口告发你，要挟你再去送。你做这种事情的次数越多，就越脱不了身。万一被警察抓住，人赃俱在，你无论如何也逃不过法律的制裁。”
“那我怎么办呢？”他眼圈涨得通红，几乎要落下泪来，“我欠老板的高利贷好几年了。我提出想离开的时候，老板手下的人就逼我还债，无论我逃到哪里，他们都会把我找出来痛打一顿，我被打伤过好几次。这几年我拼命找工作挣钱，一点也不敢松懈，但总也还不上本钱。如果这次做成，就可以把欠老板的钱一笔勾销。这一次，我只要做成这最后一次，然后老板再也不能来找我麻烦了，我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自由人了。”
历史的车轮滚到这里，过去和现实重叠在了同一个交叉点上。我的脑子里嗡嗡作响。多年前那个夜晚的闷热，那个突如其来的电话，那流淌的鲜血，在我脑海里纷至沓来。一想到 泰雅惨死的画面，我不禁全身发抖。
难道历史不可避免地要重演吗？
我低头沉思了几分钟，无奈地抬起头，对他说：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“我也怕警察。我也不敢去送。但是警察认识你。他们不会盘查你。”
我想了一会儿。他满怀希望地看着我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。”
“你要我怎么做？”
“你在北翟路外环线那个加油站那里等我。我会在加油站门前的隐秘地方给你留个纸条，写上仓库的具体地点。你到仓库里把东西拿出来。送货地址在崇明岛。你上渡轮前我会另想办法让收货人直接和你联系。”
“这么复杂？”
“这不是复杂，这是没办法。我也不知道收货人是谁。我从来没见过人家。只能这样办了。”
“崇明那里我没去过几次，一点也不熟。”
“不要紧的。你有证件。你上渡轮时没有人查你，就不会有事情。”
我琢磨了半天，没有立刻答应。陈梦海揉搓着双手，像无家可归的小狗一样看着我。
过了半天，我才说：“你肯定这次做完老板就不会再逼你还债？”
他点头说：“是的，没错。人家一收到货，他就把借条还给我。”
我长叹一声：“天呐，我竟然要答应你作这种事……”
“你答应了？”他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。
我缓缓地点了点头
“太好了！”他孩子一般笑起来，抱住了我，“我终于可以自由了！谢谢！真太谢谢你了！”
第二天特别晴朗。虽然气温很低，但没有风的时候站在太阳里，并不觉得冷。北翟路是一条干道。从外环线上下来的卡车隆隆不断地驶过，扬起连绵的烟尘。加油站对面就是北新泾监狱的高墙和铁丝网。周围三三两两的行人，从衣着上看大多是打工的外来人员。除了卡车以外，来往于虹桥机场的飞机不时从头顶呼啸而过。即使没有行人，这条路也很热闹。
我特地点了支烟，夹在指间，想让自己镇定一下。烟灰抖抖索索地撒了一地。很快被马路上的车带起的风卷走，不见了踪影。眼看到了10点，我摸出手机打了个电话给陈梦海。
“你说的纸条在哪里？”我说，“我怎么什么也没看见？”
“不可能啊！”他吃惊地说，“就在加油站前公用磁卡电话的电话机后面夹着。”
“我一直在这里转悠，磁卡电话那里我都去过好几次了，什么都没有。该不是被风吹走了吧？”
陈梦海也急了：“马路上有没有？你再找找看？”
“我来看看…没有呀！车来车往地，怎么可能找得到？我怎么办？”
陈梦海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你看见加油站右边的小路吗？”
我转头看了一眼，那是条仅容一辆小型车通过的小马路，两旁是挤作一堆的民居，沿街晾着衣服，摆着热气腾腾的馒头豆浆摊。摊主正操着浓重的安徽口音训斥一个脏兮兮的2、3岁的男孩。一条狗摇着尾巴趴在炉边。这个处在虹桥机场航道范围内的社区已经被市政规划抛弃，直接从农村的宅基地上冒了起来的，杂乱无章，拥挤不堪，自生自灭。现在本地居民已经迁走，租住房子多是打工做小生意的外地人。
“看见了。”我说，“不过，这也叫路吗？没有路牌，我怕走错。还是你去拿来给我吧？我在这里等你。”
他又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不行，太危险。你不要怕，就是这条路。你沿着路口走进来，里面100米远的地方有家塑料厂，你往塑料厂对面的岔路里走，会看到前面有座桥。桥旁有一个小杂货批发市场。你走进市场里等我。”
我估计他现在离这里不远，但为了慎重起见，我还是放慢了脚步，往小街里走去。从馒头豆浆摊前走过的时候，小男孩和狗齐刷刷地回过头来看着我。看来我和这地方相当地不协调。
我很快看到了塑料厂和岔路。在走上岔路前我特意停了一下，观察周围的动静：洗衣作坊的老式滚筒洗衣机嗡嗡作响；小澡堂的锅炉哄哄地震动着；修车铺的电钻吱吱地摇着；熟食作坊里油锅兹啦啦地响。一些似乎都在正常运行。
我低下头往岔路里走，一边走一边留心周围的动静。岔路两边都是小工厂的围墙，行人少了下来，天上暂时也没有飞机飞过。最响亮的声音就是我自己的脚步声和心跳声。
出乎我意料的是，陈梦海电话里说的杂货批发市场非常小。市场门口除了通向一条臭水沟对岸的水泥桥，还有另外两条岔路，不知通向哪里。这个位置可谓是四通八达。我在市场门口徘徊了一阵，一面打量着周围，一面犹豫着要不要进去。就在这时，陈梦海突然从市场里冒了出来：“嗨嗨！这里！”
我吃了一惊，他手里已经提了个大号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个大大的方形的东西。我一边向他走去，一边问：“你怎么从里面出来？仓库就是在这里么？”
他摇头示意我不要高声：“不是。仓库不在这里。但这里的房子和后面的小街相通。”他领我走到一个空摊位后，机警地向外望。
我问：“这口袋里就是你说的东西么？”
他摇摇头，迅速地把口袋塞进摊位底下。我这才看到那里塞了好几个类似的塑料袋包着的纸盒。从纸盒上印刷的文字来看里面应该是灯泡。他在摊位底下摸索了一阵，拽出另一个有中药店商标的塑料袋，里面用纸包的一个一个小包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我的心跳骤然加速，呼吸也急迫起来。
“拿着这个！”他说，“赶快走吧。时间已经有点耽搁了。”
我吸了一口气，看着他的眼睛，慢慢地把两手插进口袋里，而没有象他期望的那样伸手去接。
他期待的眼神凝滞了一下，突然明白过来，扬手把塑料袋猛地甩在我脸上。在我伸手挡开的一瞬间，他飞快地拉开空摊位后面一间平房的门，朝里面冲了进去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从天而降一般的警察们推得东倒西歪。房间后似乎有条小路，飞奔的脚步声在夹墙间回荡，随之而去的还有警察们的呼喝：“站住！不许动！再跑开枪啦！”
这一切只不过是几十秒钟的事情。等我拍掉脑袋上的灰尘，拣起掉在地上的塑料袋的时候，之间周围三三两两的摊主和顾客们一脸诧异地望着我。
“我是…我是…”我伸手在风衣胸前的口袋里掏了一阵，摸出法医的工作证扬了一下，“…办案子的，没你们事了…没事了。”
我觉得浑身的力气仿佛在一瞬间被抽走，我口干舌燥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解释的话，直接提着塑料袋往市场门口走。摊主和顾客们好奇地跟在我后面。我也无力去驱赶他们。
我走出市场大门，一只手搭上了我的肩膀。我吃了一惊，本能地挥手打去。胡大一笑眯眯地架住了我的拳头。
“是你！”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“你怎么会从这里冒出来？”
“我本来按照计划埋伏在外面，听到消息后从后面小街上穿过一间平房到这市场里面的。”他不紧不慢地说，“听一个邻居讲，这是最快的路。”
“你吓死我了！”我气喘吁吁地说，“你动作太快了。”
“犯罪分子这么狡猾，不学着他一点怎么捉得住他呢？”他伸过手，“给我吧？”
我二话没说，马上把塑料袋递给了他。他提起塑料袋往外走，一边用对讲机通知了其它探员。在这社区周围埋伏的警察们陆续赶来和我们汇合。等我们从弯弯曲曲的小路走到停着警车的一小片空地上时，一群警员押着陈梦海向我们走来。
他流着鼻血，脸上有蹭伤，眼睛直喇喇望向我，眼神既凶恶，又大胆。
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：“这是我在加油站门口磁卡电话背后找到的纸条。”
陈梦海粗暴地说：“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不就一张打印纸吗？”
我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支录音笔：“这个记下了我们电话的内容。”
他朝地上淬了一口带血的唾沫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，不再辩驳。
胡大一打开用中药店塑料袋里的纸包，拂去裹在里面的甘草和茶叶，露出一个个小塑料袋，里面装着粉蓝色的阿斯匹林那么大的药片。他“呃”了一声。
“怎么回事？”我问。
“终于有一件比较出乎我意料的事情。我还以为会是海洛因，没想到是‘冰毒’。”
胡大一把摊开的纸包放在警车前盖上，让手下人拍照。另几个同事把陈梦海往警车里推。他大声地嚷着：“我要找律师。”
“会给你找的。你得先跟我们回去。这里哪里有律师？”押送他的警员催促他上车。
其它警员陆续上车。一辆辆警车发动起来，陆续开走。我和胡大一乘上了最后一辆。他开车，我坐在他身边，后座上放着作为证物的那袋冰毒。
胡大一轻松地吹着口哨，见我默不做声，便问：“怎么？还没缓过劲儿来？”
我摇摇头。
“还是没想通？”他随即又自问自答，“你肯定是已经想通了喽？否则我们怎么可能配合得这么好？简直是神奇啊！你比我想象的强多了！没想到你这么能沉得住气。”他冲我做了个鬼脸，自己先开怀大笑了起来。
我还是摇摇头。
他用胳膊肘捅了捅我：“哎，想什么呐？”
我说：“6年前的今天，有两个警察来医院里找我。那时我还是创伤科的外科医生。”
“哦！外科医生好厉害！”
“厉害的是主任。我只是菜鸟。警察给我看了几张照片，然后给我讲了一个人的故事。这件事情改变了我的一生。”
“唔，有趣…说来听听？”
“我逐步逐步地发现了一个人的过去。我…慢慢地知道自己离不开他。但我却一步步把他逼上死路。”
“啊，真有你的！”
我不在乎他说的反话，只是沉浸在回忆中：“那时他也是一个内线。但是警察最后没能保住他的命。他的身份遭到了怀疑。在危急中他打电话给我，想让我证明他只不过是个‘鸭子’，但我甩下他不管。就在那天晚上，他被残忍地杀害，装进一个大行李箱。”
“哦！凶手捉到了么？”
